2009年 11月 8 日, 星期天
“老外” 艾文·波鲁宁 以影像记录消失的 新加坡 (一)
章星虹 （转载至刊登在2009-10-05的早报文章）
艾文·波鲁宁医生是一个戴有很多顶“桂冠”的人——他既是医生，也是医学摄影师、自然植物学家和瓷器收藏家。最为人称道的是，作为一名外来者，艾文·波鲁宁在过去61年里，一直用手中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默默地追踪和记录着本地景观改变，特别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点滴变化，积累了数百小时的影片资料，以及4万多张照片。
艾文·波鲁宁医生是一个戴有很多顶“桂冠”的人——他既是医生，也是医学摄影师、自然植物学家和瓷器收藏家。最为人称道的是，作为一名外来者，艾文·波鲁宁在过去61年里，一直用手中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默默地追踪和记录着本地景观改变，特别是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点滴变化，积累了数百小时的影片资料，以及4万多张照片。
历史镜头背后的眼睛 对于一些新加坡人来说，无论是年逾花甲的老一辈人，还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一代，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很能引起共鸣的一段历史时期——老一辈人亲身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年轻一代则从老辈人口中听到许多过去的故事。 我们所看到的，是从1980年代城市重建开始，巨变后蜕生的新加坡。
那之前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新加坡究竟是什么模样？前些时候，本地“okto”电视频道播出一部历史纪录短片《消失的影像》，有人守在电视机旁，期冀能从短片里找到心中寻觅已久的答案。 果然没让人失望。短短一小时的影片，有如从地底掘出的时间锦囊，里面装载的是半个世纪前的点点时光：柔佛海峡对岸，“海人”还生活在红树林沼泽区里；苏东岛上浮脚屋连成一片，能听到孩子的笑声叫声；浮尔顿大厦附近，红灯码头每年都举办游艇比赛；郊外乡间鸡鸭成群，菜田总是绿油油的一片…… 是谁拍下这么多珍贵的历史画面？
当年镜头取景窗后面的一双眼睛，既带着科学家的好奇，又具备艺术家的敏感。这双眼睛属于在本地居住已61载的艾文·波鲁宁医生（Dr. Ivan Polunin）。 位于武吉知马的一幢平顶大屋里，敞开式的客厅与檐下长廊连成一片，对开不远的小山坡一片嫩绿浓荫，偶尔数声清脆鸟啼，更衬得四周静悄悄的。
近90岁的波鲁宁坐在深色大藤椅中，兴味盎然地回忆起过去的流光岁月。 从密林中钻出来的医生 1948年，刚从英国牛津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波鲁宁面临两个选择，或加入英军担任军医，或到英属马来亚当政府医务官。当时28岁的波鲁宁，其实只有一个意愿 ——到马来亚去！ “研究土生人群、植物和动物，是我当时最大的兴趣。在欧洲大陆以外，马来亚这块独特的土地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波鲁宁说。
在马来亚的数年间，他主要工作是深入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内陆丛林地带，了解原住民的健康状态，研究各种常见的热带疾病。为纪录原住民的生理特征、生活习俗和居住环境，波鲁宁在1949年买下第一部照相机，又于1952年开始使用16厘米摄像机。在那段期间，他拍摄和录制了大量照片和影像资料。
1952年，波鲁宁开始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医学系担任讲师。他风尘仆仆，穿梭新马两地，兼顾两头的工作。一把浓密的络腮胡，一身不修边幅的打扮，成了他的独家注册商标。50年代初，《海峡时报》的一名记者还为他画了一幅非常传神的肖像速写：“刚从婆罗洲密林中钻出来的波鲁宁医生！” 从追求“异国情调”开始 1955年，在机缘巧合下，英国广播公司（BBC）看到波鲁宁在马来亚拍摄的影片，对热带生活题材感兴趣。
自此，波鲁宁和BBC开始了长达17年的短片制作合作。波鲁宁说：“可以这样说，我当时的出发点是捕捉‘异国情调’。为BBC拍摄的短片中，不少是围绕着出海探险之类的题材，适合当时英国观众对东方热带风情的想象。” 然而，在同一时期，波鲁宁目睹战后新加坡的急剧变化，渐渐地心中生出“纪录当下”的迫切感。这迫切感超出一名殖民官员对“异域风情”的追求，而更多是来自对这块土地的日久生情，以及对即将消失的景物的惋惜。
当年的波鲁宁，在大学教书之余，肩背笨重的摄影器材，走到新加坡好多角落——新加坡河、美芝路、戏院横街、加冷盆地，还有郊区的实乞纳、碧山、大士等地，镜头到了一处，那一处的地貌景观就被定格保存下来。
《在加冷机场举办的自治博览会》、《大士渔村最后的日子》、《德光岛民居》等照片，就是在那段期间拍摄的。 在短片制作上，波鲁宁的拍摄角度也起了很大变化，镜头如实地纪录本地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难忘瞬间，如：甘榜里正举行一场马来婚礼，庆典上人人笑得合不拢嘴；熙来攘往的牛车水街边，身穿白衣黑裤的妈姐正在跟摆地摊的小贩讨价还价；市区内狭窄的民居，一家七八口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孩子们倒不在意，整天在窄巷中玩着自己的游戏，打石子，弹珠子，捉迷藏…… (待续）
2009年 11月 13 日, 星期五
“老外” 艾文·波鲁宁 以影像记录消失的 新加坡 (二)
章星虹 （转载至刊登在2009-10-05的早报文章） 富情感色彩的历史影像 陈彬彬是本地的青年电影导演，她在2007年拍摄的纪录片《备忘录》中介绍了波鲁宁早年拍摄的影像。作为专业电影工作者，陈彬彬非常清楚波鲁宁当年面对的困难：“当年他用的摄影器材，没有自动聚焦，也没有自动曝光表这些功能。今天很多人还以为这些自动功能是理所当然的。” 陈彬彬认为，波鲁宁早年拍摄的影像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是彩色影像。
她说：“1973年之前，新加坡电视台拍摄的影像都是黑白的，因为当时本地还没有彩色电视。比起黑白影像，彩色影像含有更多信息，更富情感色彩。” 波鲁宁的彩色历史影像，近年在本地博物馆和大型活动中常有展出，包括在牛车水原貌馆、国家博物馆的戏曲展廊，以及2005年的国庆庆典等。
为保留历史影像继续忙碌 在家务助理搀扶下，波鲁宁走上二楼，打开一道不起眼的房门。这是一间处理影像资料的工作室。依墙而站的大铁架，上下四层堆满一摞摞16厘米影片拷贝硬盒，少说有几百盒。由于现今影像器材无法播放16厘米影片，波鲁宁几年前开始把影片转换为录影带，并附上旁白说明。
这是耗时费力的工程。波鲁宁估计“到今天为止，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影片完成转换的程序。” 此外，他也正在重温早年影片，从一格一格的胶片中选出有珍贵画面，制成1000张彩色静态照片，准备不久后结集成书。
他满怀期待地说：“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从前，有个小岛》！” 记者问他如何纪录今天的新加坡，波鲁宁简单的说：“纪录当下！” 他说：“对我们来说，当下的一切司空见惯，似乎没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不过，一分钟、一天、一个星期、一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惊觉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样……” “我们一家都是新加坡人！” 波鲁宁，是俄国人姓氏。艾文·波鲁宁1920年出生于英国，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两人邂逅于巴黎一所艺术学院，终身从事美术创作。
艾文从小看父母画画，耳濡目染，有一双对美特别敏感的眼睛。这让他后来拍摄的照片和影像，带有与众不同的美感。 也是在这双眼睛引领之下，波鲁宁找到了另一半。说起来，波鲁宁和太太的相遇，还是蔡杨素梅女士（Elizabeth Choy）无意中牵的线。 蔡杨素梅是新加坡著名的抗日女英雄。
1958年，在蔡杨素梅家中的一次聚会，波鲁宁遇见范秀英（Fam Siew Yin）。提起太太范秀英，波鲁宁笑眯眯地说：“她跟我第一面见到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么漂亮！” 1960年，波鲁宁和范秀英在新加坡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婚后，范秀英一面在圣玛格烈小学教书，一面协助丈夫的工作。当年波鲁宁制作的短片中常可以看到她娇小的身影。 “明年，就是我们结婚50周年！” 望着坐在身边的太太，波鲁宁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笑意。
数年前曾中风的波鲁宁，腿脚也许没有年轻时利落，思维也没有往日的敏捷，但记忆力依然如初，为人仍旧幽默随和。 他常说：“我们一家都是新加坡人！”他早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而他的太太秀英、两名女儿和数名外孙，当然都是地道的新加坡公民。
在本地的欧美裔社群里，像波鲁宁这样在这里一住数十载的大有人在，他们通常是因工作来到本地，一住多年，退休后选择留下。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没有转换国籍，但心中已把新加坡当作第二故乡。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目前正在举行“我：波鲁宁”（I. Polunin）展览。策展的研究员张学权说：“现在的人对殖民地官员留下的各种历史资料，也许不抱好感。然而，像波鲁宁这样的外来专业人才，我们不应忽略他们对本地社会曾做出的贡献。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波鲁宁虽然来自英国，但他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他对这块土地的热忱，从他历年的摄影录像作品中可见一斑。” 采访波鲁宁时，他的一名外孙也陪伴在外公身边。18岁的大男孩刚完成体能检查，正等着进军营服兵役，届时武装部队又会多一名本地的“红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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