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宋子文：清廉奉公 以国家富强为抱负[组图]
2008年12月05日 09:11新华网【大 中 小】 【打印】
过去是负面人物，近年渐有客观的评价
南方周末: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海内外史学界对他有何基本评价？近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景平:宋子文过去是一个基本被否定的人物:“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内战罪犯”，国民党的亲英美派等。近年渐渐有了客观的评价。“治史如断狱”，我认为对宋子文的历史功过不应简单化处理，应当在根据基本历史事实、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判。比如，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比较西化，对建立近代中国较完整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执政台湾时期，宋子文作为党内代表人物，官方禁止对其公开批评；民进党上台后，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则出现另一种倾向，不顾史实，只从意识形态出发，一概否定，比如说你是外来政权、贪污腐败等等。目前的台湾，对民国史及其代表人物，缺乏进行客观研究的环境，而且已经很难获得官方资助。
“宋子文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南方周末:《宋家王朝》披露，宋子文的资产多达数亿美元，他的档案中对此有没有记录或特别说明？
吴景平:宋子文档案对此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下的资产是多少，包括哪一项债券值多少钱等等；他的妻子张乐怡则分开记录。我印象中，他去世时档案中的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子文档案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另外，他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实际上很有限，比如他在美国成立的国防供应公司要租房，雇佣不少外国员工，政府提供的经费远远不够日常开支。怎么办？档案显示，宋要求中国银行在他的个人账户内拨出这笔款，以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另外，他的档案中保留着一封财政部给宋的公函，说你现在的级别是外交部长（1941年末宋任外交部长），给你的工资及驻外津贴都要补差，数额是多少多少。宋回信说，据他了解，这种补差是不符合规定的，特让下属予以退还并请查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来自宋本人，还有交办人的记录，比如他的秘书。
总之，宋的档案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与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文件都有原件或复件保留，价值比较高。
南方周末:对宋子文恶评最多的就是包括他在内的四大家族贪污腐败，间接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失败。
吴景平: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很复杂，腐败只是其中之一，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方面的。孔祥熙的档案尚未公开，暂且不说。宋在抗战时期并不主持财政，他在1933年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职务，这两个职位至1944年年底一直是孔祥熙担任的。孔把财权紧紧抓在手中，后来连蒋介石都对此不满。蒋的日记记载，孔连政府到底有多少外汇储备都不告诉他，导致蒋对美国依赖度的政策上发生误判，蒋在日记中说，如果早点知道实情，就不会过分依赖美国。
孔祥熙连国库的家底都不告诉蒋，更不要说宋了。抗战时期，宋、孔其实是非常对立的。孔是行政院副院长、央行总裁，凡达成的美国对华借款和财政援助都是他在把持。据宋子文档案中记载，宋对孔的作风深表不满，包括他在美国促成一项借款协议，孔立即回复说，接下来你不要管了，这是我财政部的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富强也是宋子文的抱负
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系列: 《宋子文与他的时代》,吴景平、郭岱君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吴景平、郭岱君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吴景平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年近花甲的吴景平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是国内最权威的宋子文研究专家。2005年以来，吴景平数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抄录收藏在该院的宋子文档案。同时他与宋子文长女冯宋琼颐建立联系，促成了冯宋琼颐在阔别中国大陆60年后的首次回归。以宋子文为研究对象的首批三部著作也于近日面世，全部使用胡佛研究院所藏宋子文档案以及宋氏家族提供的图片资料，吴景平是最主要的编者。
他的命运是时代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正如你所说，宋子文是“两朝国舅”，但却最终与蒋介石闹翻。宋与蒋的根本矛盾在哪里？
吴景平: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属于不同性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汪精卫最后走向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对立面，走到了日本侵略者那边。而蒋介石和宋子文在这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对外敌入侵的态度非常清楚。所以虽然在战前宋子文对蒋的意见非常大，1933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所有职务，但是等到抗战爆发以后，国难当头，获取外援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他就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了。他与美国各方都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认为应当把这些资源都贡献给国家民族和政府，这是他肯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到了后期，他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走向没落，他也感觉到了危机意识。
蒋与宋的矛盾，最根本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应当说宋子文更加了解近代民主的观念和理念，更了解国家、社会、公众各方面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更代表近代化的趋势。但是，其实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中也没有其他的选择。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基本理念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使得他们产生了分歧。对于宋子文，让他做无法做下去的事情，他就一定不会做的。要抛弃原则来一味迎合蒋介石，宋子文最终是不会愿意的。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宋子文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他的悲剧在于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说？
吴景平:宋子文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在花旗银行实习过，回国以后也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训练背景。姐姐是宋庆龄，姐夫孙中山是他走上政治道路的最初引路人。他也亲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其间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高层人士都是有接触的。他们都参加过国民党“二大”，还跟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开会讨论过一些重大的问题。
在经历后来的社会变迁、政治动乱、国共纷争之后，宋子文的政治选择没有像宋庆龄那样坚定，出污泥而不染。但宋子文确实也是希望用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专长，使得中国富强起来，让中国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可以说是他实现抱负的寄托。虽然他逐渐认识了国民党政权的问题，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除此之外，对他而言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他完全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宋子文提出过很多关于实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金融的现代化的想法，包括具体措施和基本制度，他都有考虑，包括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国在国际上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国共两党还不能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悲剧人物。对于国共关系的历史问题，当代人、后人应当而且完全可能高瞻远瞩，从整个中华民族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化解这些问题，其中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研究宋子文的时候，你感到压力大吗？
吴景平:我认为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使我有了学术研究的信心，只要我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研究、做学问的基本准则出发就行。我没有任何预设，比如必须把宋子文拔高或者贬低到某个地步，没有这样的预设。我有一分史料、一分依据，就说一分话，这使得我足以在任何场合有自信心。我不会为了拔高历史人物而违背一些基本的业已清楚的史实，所以我认为研究宋子文不存在压力的问题。
但是有难度，我认为难度很大。比如对“四大家族”的贪腐问题，你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对以往被通常已经有定论的这些人物，要作出一些新的评价，或者要有新的史料、依据来检验它，难度都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按照某份报纸的观点来提出判断是不行的，报纸各种各样，而对同一件事情，大家也是众说纷纭的，甚至史料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要完整地掌握大陆、台湾、海外的史料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认为已经看过了有关宋子文的全部档案文献。因为其他地方还有关于他的文献，大陆、台湾方面都还有。
现在我们逐渐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主要功过，与以往相比，我们有信心做得更科学、客观一些，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不是靠我个人可以解决的。这不只是某个人的事情，我认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者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研究宋子文档案、研究宋子文，它更大的意义、价值在于说明在国家、民族经历的苦难的、曲折的、不平凡的岁月中，有太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梳理和总结。涉及到要对个人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同样应当非常慎重，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
（待续）
胡佛研究所最重要的收藏
南方都市报: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看作他们最重要的收藏资料，它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
吴景平: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些其他民国人物的档案，如张公权即张嘉璈档案，他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后来担任过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经历远不如宋子文那样显赫和重要。以往我们说起民国历史，总会提到蒋宋孔陈，他们是最高层次的。宋子文的个人档案都在胡佛研究所。孔祥熙的档案两年前刚刚进了胡佛研究所，到目前还没有开放，对它的整理也是最近刚到尾声。从我们对孔祥熙档案目录的初步了解，可以判断主要是一些公务方面的文件，涉及到以往完全不知道的领域的，不是太多。宋子文的档案就不同了，因为记载了他生平涉及到的很多重要问题的有关经历。比如保留了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几位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非常机密的会谈记录、往来函电，这些又是以往公布的档案中所没有的记载，与以往的档案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宋子文的专家，在你的角度，或者说在史学界的角度，胡佛这批档案带来了什么新的发现？
吴景平: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发现。以往我们对宋子文的认识恐怕还处于一个宏观的层面，虽然可以把他跟蒋介石和孔祥熙区别开来，但是要把宋子文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具体事务上、跟不同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性，不看宋子文档案是不可能了解的。因为宋子文档案保留了宋子文和数以百计的中外要人之间的往来资料，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包括美国的很多政界高层、企业界、媒体和其他领域的重要社会人士，还有一些成为他私人朋友的。而且它涉及到的时间非常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他去世，记载了跨越四十年左右的交往。另外宋子文档案还大量保留了他公务活动方面的档案，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最后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是比较具有延续性和特殊、重要的角色。档案记录了他在这些职位上所处理过的公务中的特定事务，以及他对这部分事务的见解和看法。这使得我们对相关时间段的历史，特别是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以及中国跟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了深化，扩展了领域，或者填补过去认识的空白，纠正一些不确切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胡佛这批档案的公布是否改变了史学界对宋子文一直以来的研究结论？
吴景平:从这些史料的公布到学者有充分的时间来使用、研究它，形成学者们新的看法或者修正原先的看法，这都需要时间。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的三本书涉及到的只是宋子文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整个宋子文档案约有十余万份文件。根据非常小的部分内容，可以反映出某个特定时段或者特定问题，可以从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中看出，可以对以往的认识进行修正。但是从更宽泛的领域来看，它只能解决一些初步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个“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打算较全面地发掘使用整个胡佛研究所所藏的档案。当然我们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用更多海外的档案文献。通过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途径，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宋子文的财产只有百万美元
南方都市报:在这批胡佛资料的基础上，你能概括一下宋子文在这一阶段的贡献吗？
吴景平:抗战爆发以后，寻求外援、开展外交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时候，宋子文走到了第一线。特别对美外交成为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当时的其他国家都先后陷入了战争状态，自顾不暇，无法为中国提供更多援助的时候，美国毕竟远离战火、远离战场。但是要获得美国的援助并不容易，这需要美国能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了解中国抗战的具体需要。
这需要做大量的外交工作，首先要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然后是与各主要的职能部门进行具体的协商沟通，从国务院、财政部到军方、生产兵工物资的厂商、运输部门、银行部门等等，从达成援助的协议，到最后把这些货品安全地运回中国，各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关于这些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今天不看这些历史资料的话，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当时做这些工作确实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需要。
应当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像宋子文、顾维钧这些外交家，他们所做的具体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现在海峡两岸的关系、国共的关系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大家可以正确的心态向前看，创建双方更好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客观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中涉及到国共关系中重要的人物与事件，这就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因为今后的发展都是以往的延续，我们的自信心、科学公平的态度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我们的后人也不能这样来对待我们。
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解放前“四大家族”是中国最显赫、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占有大量的财产，甚至使整个中国陷入极端的贫弱。但这本书里公布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宋子文逝世后他与太太名下的财产，各自只有一百多万美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
吴景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为什么失败呢？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整个社会的危机全面爆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府的信誉完全扫地。人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仅仅说这是由于几个人的贪腐而造成的，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更不要说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事实作出基本的评价了。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对失败者作一个客观的了解呢？更何况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时段来看，这毕竟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任何人都好，即使是国民党，只要曾经为国家、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承认。反过来，即使是反面人物，我们也不能任意给这些人摸黑，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
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一般民众对豪门的腐败、特权是非常不满、深恶痛绝的，这也是当时社会信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具体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我们要点明他们每一家或者每一个人究竟做了什么，怎样做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地步？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今天来看这方面问题最初的文本，要注意它有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开始贪腐的？以什么手段？留下的原始记载是什么？不能只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他贪腐就行了。在整体的判断上，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对统治的失败承担责任，应该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危机承担历史的责任。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体制性、阶级属性的基本判断，我没有提出新的观点。但问题是，我们如果要评价个人的历史功过，就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环境下，包括个人意志无法抗拒的部分。
另外我认为评价历史个人的功过，实际上也在检验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复杂历史问题时，是否依然沿用一些简单的做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这些高层的经历也是挺坎坷的。宋子文就是几上几下，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怨的部分更多，分歧、争执比较大，这恐怕是我们以往所不了解的。我们以前往往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捆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一般黑，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不抱任何希望了呢？原因就在于这个政权运作到后期，它和人民的关系、它与社会进步的潮流已经完全脱节了，它内部的矛盾已经发展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地步，无法再通过内部的调适来化解矛盾了。我认为不管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好坏与否，他在当时的表现怎样，我们都要客观对待。对这些问题我们越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越能更好更客观地来了解历史、理解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