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969年
Date: 2009-7-21 10:20:28 AM
1958年，是林蒼祐晉入另一個政治高峰期。在穩住了檳州的政局後，他把鬥爭移向中央。因為他曾在1957年成功地分化以霹靂劉伯群為首的「移民華人陣線」 通過全馬1094華團組成15人工委會向英國提出獨立時華人應享有的條件 (代表團在1957年4月14日成行)。林蒼祐指責這聲勢浩大的代表團中有人企圖通過台灣方面的關係來解決本地問題，更聲稱馬來亞華教問題應在本地解決，不要利用外來影響。
這有影射國民黨之嫌，原本也是代表團成員的教總主席林連玉宣佈退出，大大削弱代表團的份量，另外他也成功地在檳州建立起峇峇的政治地位。
在聲望當紅的年代，林蒼祐跳出檳州，走向問鼎中央之路。
1958年3月23日，林蒼祐在馬華公會第9屆常年大會上，以89票對67票擊敗馬華創黨人陳禎祿，當選馬華總會長，這歷史性的破冰之旅給林蒼祐帶來無上的榮耀，但也種下日後的苦果，歷史的反轉，是林蒼祐始料未及的。
以馬華黨內「革命派」姿態出征的林蒼祐沒有想到「叫總會長太沉重」，尤其扳倒開黨元勛後下來的日子「撞板多過吃飯」。但他的成功出任總會長再一次證明檳城是「地靈人傑」的人才輩出之地，不遑讓於早期的鍾靈學生在抗日的年代被派往新加坡和吉隆坡坐鎮，乃至成為馬共第二把手的楊果。
他比任何一位檳城人更接近中央權力的核心，展現了峇峇精英的魅力。
不幸的，在1959年大選前，林蒼祐與巫統主席東姑阿都拉曼關係鬧僵，他要求馬華應被分派1/3國會議席參加大選，以避免任何重大事件，包括修憲可以不必先征詢馬華公會陳修信借助其父親陳禎祿及東姑的力量在黨內形成林蒼祐最強的勁敵。
在內外夾攻下，林蒼祐權力被架空。陳修信私下與東姑達成協議，不再堅持1/3議席分配，甚至連林蒼祐也不是候選人。1959年獨立後的全國大選是在7月15日提名。林蒼祐要求的40個議席變成只分到31席。馬華公會在聯盟內的屈從地位由茲形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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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驟變，導致馬華陷入分裂，林蒼祐的派系走向反對派陣營，和馬華抗衡。這些人計有朱運興、陳世英和郭開東。
除此之外，反對黨中的勞工黨已和人民黨結盟組成「社陣」，人民進步黨在霹靂崛起。在內憂外患下，開票當晚(8月19日)，馬華只勝19個國席，代表性進一步被削弱。社陣以其多元性政策奪得8 個國會議席。
另一方面，較早前檳州的政治形勢起了微妙的變化。1959年初，勞工黨在喬治市議會成功取得執政權，其黨主席藍瑪納旦當選市長，取代聯盟的吳源和，作為左派當權的第一個起點。喬治市議會成了另一類合法的「政府中的政府」，和中央及州執政的聯盟打對台。
這里也反映出左派政團的多元種族性，讓非華人領導。左派公開統一戰線對策略的調整也因此得以順利灌輸和執行。但也不要忘記，早期的公開政黨，不論是執政黨或反對黨，在華人方面，均是峇峇精英處於主導地位，例如勞工黨和及後的社陣(勞工黨在1957年8月31日與1955年成立的人民黨聯合組成社陣「社會主義陣線」)的領導人陳朴根，林建壽，黃添壽及崔耀才都是最為典型的峇峇。
在同年5月舉行的檳州立法議會選舉(當年與國會選舉分開，兩者相隔2個月)，又是反對黨揚眉吐氣的日子，社陣共奪得7個州議席，林建壽，陳朴根，崔耀才及藍瑪納旦均在榜中。
聯盟的馬華公會派出11名候選人，共6人當選，不過聯同巫統，聯盟奪得17席，再次執政。只是馬華聲勢大不如前，基於檳州人口華人佔大多數，聯盟繼續支持王保尼蟬聯首席部長。
王保尼幸运地当上首任槟州首席部长，一度成为主流政体的代言人。独立后，掀开华人主导槟州政权的第一页。林蒼祐把注意力放在中央，多少忽略了檳州的黨務。但更大的理由是華教問題成了政治的重要課題。
社陣的勢力坐大與此大有關係。在某些方面，甚至成為華教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本想一心要扭轉劣勢的林蒼祐，在努力搞好與教總關係的同時，也力爭在中央的政治權力。詎料天不從人願，林蒼祐在中央跌馬，國會大選過後不久，即1959年9月15日林蒼祐正式辭卸馬華總會長職(1961年才正式退黨)。[2] 他的遺憾又在後來激發起另一場鬥爭。
馬華的內部分化，催使社陣乘勝追擊，在奪得喬治市控制權後，又相繼在馬六甲市議會、居鑾市議會、芙蓉和文冬市議會奪取執政權。在1963年時，社陣共在5個城市的市議會執政。地方議會則有沙登、增江、雪州丹絨士拔、森州知知港和亞沙新村、吉打西嶺、彭亨的明光等。這充份說明社陣已在城鎮取得立足點。
為配合它的多元種族的社會主義政綱，勞工黨的主席在1959年換成馬來著名作家依薩擔任，而社陣也以人民黨主席布斯達曼為主席，總秘書則由陳樸根、林建壽(一度還有魏利煌)相繼擔綱。
在檳州，林建壽取代陳樸根的地位，成為黨內呼風喚雨的人物，雖然喬治市議會先後有藍瑪納旦、黃添壽及崔耀才出任市長，但大權操在林建壽手中。林建壽這位峇峇在左派陣營內建立起個人的政治地位(1966年檳州政府接管市議會後設立的調查庭中，馬華的馬卓達在供證時曾形容喬治市市議會是林建壽的「小王國)，「這是筆者採訪新聞時的記錄」更把自己放在中央挑大樑。這是檳城輸出人才在中央叱吒風雲的又一個例子。同樣的，林建壽也與林蒼祐一前一後，以失敗告終。
# 華校生成統戰領導
轉入60年代，檳州政治進行大洗牌。一邊是社陣加入了很多華校生。他們憑著社會主義的信念，把社陣變成一個左派統一陣線的大本營。這新生的一代，是移民華人的第二代居多。他們雖然也是土生土長，但屬於後期的，不被歸納為峇峇一族。
華校生登上政治舞台。這是英國人千方百計要阻止的，也是華校被改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英國人懷疑也認定華校是左派和共產的溫床。
馬來亞在獨立後，執政的聯盟打著反共的旗號，自然也是不願意看到華校生與政治掛鉤。從拉薩教育報告書(1957年)到達立教育報告書(1961年)的出爐，正是朝向改造華校的方向發展。但在華社的堅持下，華校的發展轉入一個曲折的階段。
分析一下60年代的檳州政治走向對華社的沖擊是有重要的意義的：
(A) 馬華公會 －在檳州的馬華公會，它的組織結構是有別於一般的政黨。黨主席向來由殷商擔任，特別與中華總商會關係密切，顯示它的資本主義的特徵。如曾擔任多屆中華總商會會長的伍瑞琴、蘇承球和副會長的岑亞就在戰後先後成為馬華公會檳州主席。
即使王保尼在1957年出任檳州首席部長到1969年期間，不曾擔任馬華檳州主席。
由於存在著結構的缺陷，王保尼要成為華社的代言人是值得懷疑的。事實上，他也不是華社的代言人，他是聯盟恩惠和賞識下的首席部長。他是檳州政府和聯盟政府的代言人。他的出身(峇峇和受英文教育)背景，加上他的性格使然。對政治無需胸懷大志(與林蒼祐和林建壽相對而言)，只要按聯盟政策行事即可。
儘管他不是馬華的領導人，在中央方面，更無一舉足輕重的職務，仍然被當成是「代表華社」擔任此重職。
他的敗筆是在檳島喪失自由港的過程中，沒有未雨綢繆，洞悉先天的高瞻遠矚，工業發展十分緩慢，旅遊業也未見起飛，彌補不了自由港沒落造成的損失，失業率的偏高，生活水平又未能調高，人民的失望可想而知。
根據統計，1969年全檳只有15間現代化較有規模的工廠，提供2407個就業機會。
正因為王保尼當政無建樹可言，在1964年大選時，形勢對聯盟有利下(因馬印對抗)，聯盟保住18席的優勢，再度執政；但馬華依然故我，保持6 席，無法乘大好時機奪回失地。這也說明了王保尼組成的聯盟政府，在馬華處於劣勢下，得依靠巫統支持來保住首席部長。王保尼的局限性使馬華在檳州的地位發生變化和動搖。
社陣 － 轉入60年代的社陣已是一股強大的政治洪流。這其中的銳變是左派的勢力和新生的一代華裔(尤其是華校生) 凝結其中。雖然不是刻意的，但卻是有實體表現的統戰已取代了「馬共留下的真空」。勞工力量和知識份子匯集一道，通過多元種族的色彩，準備在憲制鬥爭中奪取檳州執政權。這一點與馬共的武裝鬥爭是截然不同的。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不難發現他並沒有否認發揮群眾鬥爭的重要性，雖然他說，馬共並不直接影響反對馬來西亞計劃，卻是希望馬星的左派政團能再次掀起一個反英浪潮(左派把馬來西亞計劃形容為「新殖民地的產物」)。
不單單是馬來亞社陣，同時新加坡的社陣(由林清祥領導)，砂勞越的人民聯合黨(由王其輝、楊國斯領導)也和其他左派團體加入反大馬運動。
1962年，在社陣主催下，於1月27日在吉隆坡精武體育館召開五邦社會主義政黨大會，參加的政黨有馬來亞勞工黨、馬來亞人民黨、新加坡社陣、汶萊人民黨、新加坡工人黨、新加坡人民黨、砂人民聯合黨及新加坡人民行動黨。
人民行動黨的代表在會議中退席抗議，拉惹勒南形容是「共產黨會議」。
新加坡社陣秘書長林清祥在會上形容馬來西亞計劃把新加坡列在其中是「假合併」。
大會沒有明確反對馬來西亞這樣的概念，但明確反對英國倡議的馬來西亞聯邦的組織方案。于是一股反大馬的浪潮在左派圈中形成一種運動和思潮。
這種運動與馬共的統戰路線剛好接合。
馬共的組織「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針對馬來西亞的計劃發表下列宣言：“不論是公開的或私下的，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促請所有愛國政黨反對“馬來西亞”，並作下列呼吁：
雖然我們之間有不同的政見，讓我們結成一個強大的聯合陣線。粉碎“馬來西亞”，為實現真正的獨立民主與和平及馬星統一的國家而鬥爭。”[3]
循著這一路線，左派政團與馬星政府的鬥爭升級；大逮捕行動隨著展開，左派重要人物先後被捕。
1963年4月，勞工黨總秘書林建壽繼續擔任檳州主席，華教人士力量壯大，藍瑪納旦等人宣佈退黨。在7月的喬治市議會選舉上，社陣席位減少，剩下 9席繼續執政(上一屆是占15席中的14席)，由黃添壽擔任市長。林建壽在此次市議員競選中失利，敗給民主聯合黨的鄭耀林，其他當選市議員已有華教份子和職工人士，受英文教育者已逐漸被取而代之。黨的領導層也漸漸華教化。
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聯邦正式成立，社陣繼續其反大馬立場。
1964年全國大選 (國與州同時舉行)，社陣揚言要奪取檳州執政權。在統一陣線新形勢下，社陣在州議會派出多名華教精英和學運份子參加大選，並安排在“安全區” 出征。李光耀形容是共黨的策略(參閱人民行動黨1964年政治宣傳手冊)。開票成績令左派人士大跌眼鏡，社陣只在24席的州議會中贏得兩席，他們是陳福興及許平城(均為韓中畢業生)，其他候選人敗北。從7席降至2席，社陣始料未及。
抑有進者，國會選舉，社陣也是慘敗，僅陳志勤及林建壽(在檳城)當選。左派運動面臨考驗。社陣此時在戰略上有些改變，不再只通過議會鬥爭贏取議席，而是準備開展街頭鬥爭帶出訊息和力量。
1965年正月，勞工黨全國主席依薩被捕，政府指他與其他人企圖在海外 (巴基斯坦) 建立「流亡政府」。林建壽說，勞工黨內的華人領袖，對此全不知情。
2月13日，社陣為紀念前主席布斯達曼被扣留2週年，決定在吉隆坡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宣稱是「爭取人權，反殖的大遊行」。陳凱希(勞黨雪州秘書)及檳州副主席陳潘欽在事前被捕，但遊行照舊舉行。3000餘人參加，警方採取行動鎮壓，300餘人被捕。陳凱希在未被捕前形容這場街頭鬥爭是「黨的鬥爭的里程碑，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轉捩點」。[4]
換句話說，左派陣線已改變策略，開展議會外的鬥爭，這與國際形勢的變化不無關係。勞工黨擺脫了憲制鬥爭的框架，但也付出極大的代價。
這一年的7月，勞工黨在吉隆坡選出新領導層，林建壽當選主席。華教人士在中委佔大部份。在22名委員中，華人佔19名。勞工黨的急進路線逐步現形。
1965年11月，人民黨在怡保代表大會上因語文政策等問題宣佈退出社陣。人勞兩黨的8年合作劃上句號。[5] 兩黨關係陷入低潮，相互抨擊，社陣走進歷史(1966年1月16日起)。
1966年6月18日及24日，勞工黨在檳州先後展開反美大遊行，反對美兵 (從越南) 到檳城渡假，全國各地發生同樣的大小遊行。「援越抗美」成了勞工黨另一個鬥爭口號。
林建寿在60年代领导左派政党，在乔治市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和执政党抗衡，最终未能夺得真正的主导权。1966年9月2日，檳州勞工黨再度走向街頭，抗議政府接管市議會和地方議會，並取消選舉。連同反對提高電話稅和修改「屋租統制法令」。喬治市市議會被接管，意味著左派統一陣線建立的第一座橋頭堡失陷，對左派運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在檳州失去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所謂「政府中的政府」，在一個法令下被「瓦解」。
其實在這之前，社陣的市議員已發生爭執和沖突，執政地位岌岌可危。政府更基於納稅人的投訴，在6月設立調查庭調查喬治市市議會的「偏差和流弊」，作為接管的前奏曲。
1967年，勞工黨走向更激進路線，拒絕與其他反對黨合作，示威運動此起彼落。5月28日，勞工黨發動千餘人示威，抗議政府「虐待政治犯」。
6月26日，檳州勞工黨千餘人夜間示威遊行，反對「國語法案」，要求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林蒼祐形容勞工黨走上「沙文主義路線」。
7月7日，檳州勞工黨又有大遊行，抗議「警方槍傷黨員朱貴華」；政府逮捕行動持續不斷。
1967年10月21日，勞工黨全國代表大會在檳城舉行。路線極為明顯「深受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年掀起)的影響，標語高懸《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重申「以群眾斗爭為主，議會斗爭為輔」的既定方針。大會選出了以華教人士為主和為首的中委，主席許啟針(南大生)，總秘書陳凱希 (被監禁)。勞工黨成為革命左派和文革的急先鋒。這時的勞工黨，已準備轉型為以工人階級最先進的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的黨。這也是勞工黨最後一次代表大會。[6]
舊幣貶值又肇爆亂
1967年11月24日，在新的領導和強硬路線的指引下，檳州勞工黨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對舊幣 (指英女王肖相的舊幣貶值15%) 貶值的總罷市運動」。罷市很快地由檳城本島蔓延至威省、吉打及霹靂北部的吉輦、角頭等地，震撼全國。最終為種族極端份子所乘，釀成不幸的種族沖突事件。[7]
根據官方記錄，在這場騷亂中，有7人喪生，123人受傷進院。鑑于事態嚴重，政府實施戒嚴令，副首相敦拉薩指責「共黨製造糾紛」。他認為「罷市是由檳州勞工黨發起，因此勞工黨必須負起嚴重的後果」。
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指責「社陣領袖，勞工黨，人民黨黨員及其他有關人士應對此次暴亂負起全責。」
接著警方封閉勞工黨8個支部，逮捕24名勞工黨領袖，包括林建壽在內。另外有黑社會份子74人被捕。陳志勤說：「檳州罷市受到人民的支持而達致成功是檳城人民對舊幣貶值的一致行動。但因稍後受到一些種族極端份子的混水摸魚而走了樣。這是節外生枝，是很不幸的」。
因為市面謠傳四起，全國各地也「風聲鶴唳」。警方在全國各地針對左派政團和人士展開掃蕩，單在檳城，就有226人被逮捕。
經過10天的戒嚴後，檳城于12月4日解禁，局勢恢復正常。根據最後統計，騷亂以來，共有27人喪生，1605人被捕，勞工黨多個分部和支部被查封，檳城就有36個分支部指為非法團體。檳州分部的財產被充公拍賣。
1968年3月22日，陳志勤及陳朴根等人宣佈退黨。
1968年12月3日，在群龍無首下 (絕大多數領袖已被扣捕)，勞工黨中央理事會號召全體各級議員辭職，抗議聯盟政府大逮捕行動。
1969年3月2日，勞工黨中央秘書處發表聲明：為了抗議民主死亡，決定杯葛來屆大選。勞工黨走完了它的「歷史任務」(1972年，社團註冊官決定取消勞工黨註冊，理由是多年未呈常年報告)。[8]
(C) 民政黨/民主聯合黨 － 林蒼祐在1961年由英倫返國後，不準備隱退政壇。他嘗試通過各種方法捲土重來。
1961年4月21日，他領導的民主聯合黨 (The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在芙蓉誕生。選擇芙蓉是因為他的前同志陳世英和郭開東在芙蓉立定腳跟，甚至以獨立陣線的名義控制了芙蓉市議會。他宣稱這是一個多元種族的政黨，鼓吹民主斗爭，和平奪權，基于勢力單薄，他屈居副主席。
不過他不得不拋開了峇峇的政治思想，經過馬華一場教訓後，他深刻地體會到民主政治是結合各式各樣的人，不再是峇峇的專利品。
兩年後，林蒼祐佈署奪權，成功擔任總秘書，把陳郭兩人逼走，終于把民主聯合黨帶回檳城。
1963年，派其左右手鄭耀林競逐喬治市議員，目標對準林建壽。民聯黨初試啼聲，傳來捷報。初生之犢擊敗社陣全國領袖林建壽，埋下林建壽和林蒼祐日後交惡的種子。
1964年全國大選，林蒼祐決心要奪回已失去的榮耀，他在國州兩席突圍而出。另有三名愛將在州議席奏凱。氣勢果然不同凡響，在檳州立法議會擁有4名州議員，比社陣多出兩席(繼後林建壽在阿依淡區補選勝出，社陣湊成3席，還是比不上民聯黨)。
林蒼祐的政治哲學緣自英國，自然支持馬來西亞，不加入左派政團反馬來西亞。他是介於馬華和社陣之間的第三勢力。他否定左派的政治路線，也不提社會主義政綱。他所要做的是取代馬華，重振聲望。可是1964年的大選成績不令他滿意，他的黨無法在其他州立足，似乎只靠他個人的「華社斗士」的形象而存在。
為此他希望與其他反對黨合作，可惜勞工黨的理念與他大相逕庭，未拍即散。
1965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鼓吹另類的反對黨陣線，取名團總（Solidality Convention），他帶民聯黨參加。同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團總無疾而終(團總的參加者除人民行動黨和民聯黨外，尚有砂馬華達黨，砂人民聯合黨及人民進步黨。)
1968年，左派陣營分裂，隸屬于溫和派的陳志勤及陳扑根等人退出另組新黨，為了壯大陣容，陳志勤拉攏林蒼祐共創新政黨，也拉攏學術人才及職工會領袖共襄大業。
3月24日，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新大)，王賡武教授(馬大)，陳志勤、林蒼祐、彼得醫生(葯業公會主席)及維拉邦(前勞黨國會議員)共六人發起組織民政運動黨(Gerakan Rakyat Malaysia)，簡稱民政。
這個政黨的黨綱是陳志勤提出的，因而里頭有一條是服膺于建立一個非種族性的溫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對林蒼祐來說，這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不刻意強調。他意識到，唯有讓民聯黨脫胎換骨，才有機會轉變成全國性政黨，才有機會與強大的聯盟一決高下。
雖然他和陳志勤之間在政治理念上有些差別，但不妨礙合作的進行。林蒼祐也成功勸服民聯黨員一股作氣加入于6月28日正式註冊的民政黨。
在凍結民聯黨保住注冊證下，民聯黨員全成為民政黨員。那些不願加入的可自行離去。有人指責林蒼祐這樣做“背棄”他對華教的維護。林蒼祐並不理會，他的目標是奪取檳州政權，狠狠教訓馬華，至於會不會「維持華教捍衛者」的形象，已不是那麼重要了。
政治本身不獲取權力是毫無意義的。憑著這一信念，林蒼祐在1969年的大選排出了一個足夠執政的隊伍參選，即使有些候選人是臨時拉攏的，他也要形成一個團隊。
在不備受看好的情勢下，林蒼祐唯有退而求其次組成一個大排檔陣容來震撼執政黨。
如果社陣不杯葛大選，如果社陣不退出憲制舞台，林蒼祐是否可過關斬將，倒是一個未知數。
既然社陣自我放棄，便給予林蒼祐大好時機來「收拾」聯盟。不過他還是不放心，因此，聯合其他反對黨，如民主行動黨、人民進步黨和人民黨進行有限度的合作看來已是必要的。
可能連林蒼祐也感到愕然和震憾，民政黨竟能在大選中取勝16席(共24席)而成為大贏家。他把「借」給王保尼的首席部長要了回來，民政改變了檳州的歷史。
歷史也改變了林蒼祐，從一個雄心勃勃的全國領袖退回來當州際領袖。拿回原本就是屬於他的東西。
大權在握後，「513」種族沖突事件接踵而來。所幸林蒼祐已在5月10日走馬上任，3天後發生的事件已對他沒多大的影響。
不知是否是檳州人民經歷過數次的騷亂和暴動。「513事件」的沖擊力對檳州並不太大。一切都掌握在林蒼祐手中。
反過來，林蒼祐又借助民政和檳州政府的力量，為檳州寫下歷史新篇章。
政治的波譎雲詭，再也沒有比林蒼祐的傳奇更精彩的了。
林蒼祐的上台，標誌著左派統戰在政治主流中靠邊站。但不變的是，他賡績了華人主導的檳州政權。他的強勢執政，比起王保尼的弱勢當家要強得多了。他的黨不再限於峇峇精英，移民華人匯成黨的中流砥柱。
當人們對林蒼祐另眼相看的時候，他靜悄悄地調整和改變自己，以適應當首席部長的職務。他是一州之首席部長，不再是全國華社領袖。在認定自己的身份與定位後，林蒼祐開始少談政治課題，大談經濟發展變成他往後的從政之道。
(D) 民主行動黨/人民行動黨 － 民主行動黨的前身是人民行動黨。
人民行動黨成立於1954年，最重要的創黨人是李光耀。1959年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上台執政，李光耀出任自治邦總理。
1961年人民行動黨鬧分裂，以林清祥為首的一派另起爐灶，成立社陣(社會主義陣線)，和人民行動黨有不同的政策。
李光耀宣稱人民行動黨是民主和非共的社會主義，與馬共是分道揚鑣的。
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成為其中一個州，保有教育勞工自主權。李光耀仍稱為新加坡總理。其他州的則稱為首席部長或州務大臣。
1964年馬來西亞全國大選，李光耀帶領人民行動黨插足馬來亞改壇，派出候選人參加國會角逐。這個黨既反社陣，也反馬華，它要在兩者之間殺出一條路，這與民聯黨和人民進步黨的政治理念相差不遠。所以團總得以在1965年組成也是這個道理。
人民行動黨共派出11名國會候選人，結果僅蒂凡那一人當選。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獨立國家，人民行動黨停止在西馬活動。
1966年3月18日，民主行動黨注冊，它取代了人民行動黨所扮演的角色。
民主行動黨秉承了人民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理念，直到今天仍未放棄。它認定民主社會主義是唯一有效的非種族路線。
在初期黨主席是曾敏興，秘書長蒂凡那(1966年3月至67年7月)，下來是吳福源接任秘書長；1969年起改由林吉祥擔任秘書長，一直做到1999年，交棒於郭金福。他本身轉任全國主席；曾敏興調上成為永久顧問。
513政治分水嶺
1969年全國大選，民主行動黨派出24名國會候選人，57人參加州議會選舉。表現非凡，一鳴驚人，共有13人中選國會議員，31人中選州議員。
513事件爆發後，林吉祥從新加坡返抵國門卻被扣捕。他是在坐牢期間擢昇秘書長。
林吉祥以第三势力和外州人立足槟州政坛，但在岛民情意结底下被排在主流整体外，无法登上执政位置。林吉祥憑其才學急智和個人魅力，穩坐秘書長之位達30年之久，這是一個新記錄，尤其是對推行國會民主的馬來西亞而言。
1969年大選結果不但是民主行動黨的大豐收，其他政黨也大有斬獲，特別是民政黨執政了檳州，人社黨取得零的突破，巫統跌剩4席，馬華全軍覆沒！
注：1964年，社陣是包括勞工黨和人民黨，在3席中，勞工黨2席，人民黨1席。1969年社陣「杯葛」大選，未派人角逐。但人民黨用本身黨名參選。人民行動黨參加1國3州，但皆失敗。民政黨的前身是民聯黨。
上表清楚顯示華人議員在州議席內佔大多數，約有60％左右。不論是否改朝換代，華人社會並不擔心華人主導的政權會喪失，由王保尼過渡到林蒼祐是一種自然的交替，並相信會比過去好，主要理由是林蒼祐是華社熟悉的華人領袖，且對華文教育有一定的支持。交替，並相信會比過去好，主要理由是林蒼祐是華社熟悉的華人領袖，且對華文教育有一定的支持。
在強勢執政下，林蒼祐進一步鞏固了華人在檳州政治的領導地位。
很不幸的，「513」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格局。
這場暴亂不是始於檳州，而是吉隆坡的政局因為出現遊行，造成種族沖突，局勢迅速惡化，各州也動蕩不安，不過檳城的局勢一般上得到控制，人民對1967年的種族沖突記憶猶新，都以和平為貴，連政權的交替也是平和進行的。
既然民政黨已順利接管政權，當然只有歡慶而無需抗議。不過全國各各地，有些地區失控，最高元首乃在5月14日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中止國會民主。兩天後成立國家行動理事會掌管政府，主任是副首相敦拉薩。
根據警方的宣佈，從1969年5月13日到7月31日，各族傷亡人士如下：
死亡人數：華人143名，馬來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他人士15名，共合196人。
受槍傷人數：華人125名，馬來人27名，印人17名，其他1名，合共170人。
受其他武裝致傷人數：華人145名，馬來人90名，印人9名及其他人士15名，合共259人。
被警方逮捕及控於法庭人數：華人5126名，馬來人2071名，印人1874名，其他86名，合共9143名。
報失而未尋獲人數：華人25名，馬來人7名，印人7名，合共37人。
所謂其他人士指混籍人、歐人、泰人、巴基斯坦人及新加坡人。
被捕人數中，有逾400人是勞工黨人。
6000人無家可歸，至少211輛車被毀，753間建築物被破壞或陷入火災。
這場暴亂，是馬來西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沖突。[9]
究竟是誰引暴種族沖突流血事件，各說各話，初時未有結論。首相東姑最初將事件「歸咎於共產黨」，指責「共黨企圖製造暴亂事件來推翻政府」。他又指責華人私會黨也介入其中。
內政部長伊斯邁則另有說法：「每個人都認為共黨應對騷亂負起責任，較後我們發現共黨與我們一樣感到震驚」。他並說：「只有在吉隆坡形成政治困境，是由於強走種族主義路線而釀成麻煩」。他形容馬來西亞「民主已告死亡」。在後來，政府又另有看法說華人私會黨應受指責，他們被形容為反國家和顛覆份子。
馬哈迪的看法是「513事件是種族主義的幽靈在作祟」。[10]
可以說，「513事件」是馬來西亞政治的分水嶺，在往後的日子里驗證這一論點。
種族暴動與共黨拉不上關係的另一個事實是正如陳平在回憶錄中揭露在60年代未期，馬共內部醞釀分裂，忙於內鬥。在1970年時，分裂成3派，即中央派、革命派和馬列派。[11] 在這種情形下，對統戰是不利的。
不過陳平承認在「513」事件後，有多人參加游擊隊。本來戰鬥隊伍約300至500人，在1967－68年間增加至800－1000人。在69年後，成員增至1600人，其中有50％是來自馬來西亞的。[12]
1969年8月，也是「513」事件後，馬共地下組織認為應創造條件開展武裝鬥爭。1970年4月，馬共加緊宣傳攻勢。
在那個時候，公開統一戰線(統戰)活動大不如前，轉移到地下活動。馬共這樣做有兩層目的，其一從公開轉入地下是為了展開武裝鬥爭；其二是如果黨的秘密幹部要保存實力的話，則統戰的強硬份子在此時轉入地下是必要和合時的。[13]
這樣看來，在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沖擊下，馬共又回到馬來西亞展開新一輪的鬥爭。
一方是馬來西亞政府對政局大洗牌；另一方是馬共又計劃「捲土重來」。
[1] 參閱同上，第125頁。
[2] 參閱同上，第131及146頁。
[3] 參閱“Malaysian Politics” by Gorden P. Means. Published by Hodder & Stoughton Limited, London, 1976, Second Edition. Page 286, abstracted from Manifesto of the Malayan National Libreration League, Published in Peking Review 1965.
[4]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第301頁。
[5] 參閱郭仁德著“勞工黨血淚廿年”，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91年。第132頁。
[6] 參閱“馬來亞勞工黨斗爭史”，第18及19頁。
[7] 參閱同上，第19頁。
[8] 參閱“勞工黨血淚廿年”。第187至269頁。
[9] 參閱同上，第267及268頁。參閱“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 ”，Publisted by Graham Brash (pte) Ltd, S'pore, reprinted in 2001.
[10] 參閱同上兩書，分別是269頁及73頁。
[11] 參閱“Chin Peng-My Side of History” by Chin Peng. Published by Media Master, S'pore, 2003, Page 466.
[12] 參閱同上，Page 463.
[13] 參閱“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by Aloysius Chin, published by Vinpress Sdn Bhd, K. L. 1995. Pages 158 &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