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27, 2011

郑丁贤以为读者跟他一样,都罹患集体历史失忆症,不究国阵半世纪来许多戕害民主、迫害人权的恶行——却引用阿都拉的经验,企图召唤同情式的理解:巫统大位,除了“党”主席,还有“挡”主席,改革之途必然命运多舛-----美化专制者,侮辱受难者-

纳吉改革前传
作者/谢伟伦专栏 Sep 23, 2011 11:44:08 am



【异国夜行/谢伟伦专栏】不过是宣布“准备”开踢的热身动作,球未过中场,还没射入龙门,时间依然继续在走——场边已欢声雷动,老球评带头高喊“废除恶法,首相得分”(注一),正式宣告纳吉球风转型,为国阵舰队的革命性踢法拍烂手掌。如此入戏台词,恐怕连受到神灵启示的传道人也无法脱口而出,主流媒体就是不吝于推动社会反智,制造文化堕落。

上电台戏耍整人、表演“酷政治”后,纳吉推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钦佩他系狱27年后,最后仍选择原谅压迫、施暴者(注二)。同一天,《星洲日报》题为“从德克勒克到纳吉的改革路”(注三)的社论,将纳吉与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并列,赞誉“均是和平改革者,都强调和平与安定对改革的关键作用”,由此“确信我国政府推动系列政治改革路线的正确性”。

纳吉是和平改革者?

多少年来,驱魔咒语喊得震天价响,当下恶法未除,不少良心犯还在甘文丁吃咖哩饭或流亡域外,受难者冀盼平反、道歉、赔偿。这么一篇充斥对改革者过度想象的社论,稍识南非和前苏联政治递嬗者,就可知这种脂粉无法还原纳吉真貌,却突显涂粉者政治是用的意图。

德克勒克在1990年无条件释放曼德拉,解除党禁。两年后,曼德拉胜选,德克勒克以良心作为代价而妥协,和平交出权力,种族隔离政策终结。没有发生暴乱,没有军阀混战,没有族裔间的征伐屠戮,也没有严厉的报复。南非走向多数统治,经由制宪蜕变为民主国家。尔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成立,毕生致力于批判种族隔离政策的大主教屠图(Desmond Mpilo Tutu)被任命为主席,揭露昔日压迫者的暴行,同时又宽恕罪行、达成和解,树立了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的国际范例。

这场和平转型的成功,无论德克勒克的睿智、曼德拉的豁达、屠图的坚毅,同样居功厥伟。谁不想循此路径寻幽访景?
除了黑白共治的南非,前苏联与旧东欧(包括前东德)的转型正义被引为借镜,皆因新的政体展现新形貌和本质,旧政权并未借尸还魂。在这样的民主国家,“自由化”成为新政体共同信守的价值,不只原来的权力加害者被历史、也被法律清洗;在可以原谅但必须记忆的原则下,包括被害者也充分自省。

典范在夙昔,既然要谈和解与宽恕,无法放弃追问真相,面对“正义”的问题,绝不能保持缄默。纳吉将会是下一个德克勒克、戈尔巴乔夫,抑或蒋经国?能否做到让被扭曲的历史得到正义、还被压迫者最根本的尊严?

须知,这项过程的重要性,不只是矫正历史,更在于对历史的反省,因此,追究政治责任的意义,在于对人作为人的意志自由,给予最基本的肯定和尊重。尽管当时代加害者诸多作为有其法律依据,但合法性始终不等于正当性。

究责,亦正是要追问: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过去的立法,是否引导着正确的道路?一旦省略究责,当代社会的是非感俱属沙滩筑堡,主流媒体与公共论述继续犬儒伪善,政治领域中旧政权的加害者日后将纷纷改头换面,忝不知耻地以民主斗士自居。

《星洲日报》社论无视两个月前的黄色恐怖与催泪弹雨,继称纳吉“秉持的改革信念,采取中道立场,整合社会多元意见,避免造成两极尖锐对立”(同注三),将之比作让出政权的德克勒克,究竟是预告纳吉诺贝尔和平奖在望,或迂回暗喻政治豪赌,下场堪虞?

掌声响起,加害者缺席

德政广告出炉后,威权时代的被害者陆续现身(注四),悲情的被害故事重新出土,然而在声音与愤怒之间,我们看不到任何加害者,我们依然像等待果陀般等待加害者现身。此间,《星洲日报》郑丁贤却提醒百万读者,必须肯定纳吉与“历史遗物”(注五)划清界限之勇气,再用马哈迪和伯拉的前车之鉴期勉纳吉,小心巫统党内“保守分子的阻碍”(注六)。

这项“历史-结构论”仿佛在安慰“他们”——那些惴惴不安的前加害者们,别担心,你们不用现身,因为所有责任,都可以让那无名的“大历史”、“结构”,还有那群面目模糊的保守派、强硬派来承担。

吊诡的是,这个结构论述里又暗藏了某种行动理论:阿都拉可以把他的改革失败,推给历史结构的限制,纳吉可以把恶法诞生以来镇压异己的责任,推给历史之必要。另一边厢,纳吉却又能突然(准备)超越历史限制——“洗心革面”——成为自主行动者、“启动政治转型”(同注五)的重要推手。

不亦奇哉?再多的结构性因素,都不足以构成行动者决定如何施为的充分理由!论压制民主、蔑视人权与改革失败,就推给历史结构与遗绪继受,轻轻带过;论改革,则归于统治者之英明领导,真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两年前被红唇白肤魅惑的郑丁贤,力排众议,要大家对纳吉有“公平的要求”(注七)。这回,纳吉的未来式改革不但“没有退路” (注八),评论人若把话说得太满,也同样“没有退路”。一项还未落实的宣布,究竟如何“把大马的政治民主进程,推进了10年,甚至是20年” (同注八)?世上如有这么一把刮胡刀,不触肌肤,光用意念,心诚则灵,就能把阁下的嘴毛、鼻毛、鬓毛、腋毛、阴毛,刮掉两千条两万条,清洁溜溜——郑丁贤一定是首席代言人。

才刚惊叹纳吉“把民主进程推进多少光年”,语音未落,又发现“民主素养出了问题”(注九),请问郑丁贤,一个国家以言入罪,能称是民主大跃进么?

此类机会主义说辞,让加害者与民主的镇压者摇身一变,成为民主的恩赐者时,不仅抹煞了民间自主力量的贡献,更进一步无耻地要求所有被害者要肯定加害者。这如同“施毒者”先是对人加以毒害后,因各种因素不得已拿出解药,被毒害者不但忘记当初是被谁毒害,反而去感谢下毒者,岂不可悲?以遮蔽历史的方式,把自己装扮成正义使者,难道符合正义的原则?可见,问题绝不囿限于“相信/不相信纳吉”般简单。

郑丁贤以为读者跟他一样,都罹患集体历史失忆症,不究国阵半世纪来许多戕害民主、迫害人权的恶行——却引用阿都拉的经验,企图召唤同情式的理解:巫统大位,除了“党”主席,还有“挡”主席,改革之途必然命运多舛。

试问,谁是阻碍阿都拉任内改革的保守派、强硬派?谁逼宫,谁得益,复又高喊改革,昭告天下舍我其谁?答案再也清楚不过。这根本是个悖论——矛与盾的争议。用个简单的说法是:全能的上帝能否创造自己搬不动的石头?纳吉根本不能排除自我指涉,从来没感觉自己的矛盾吗?为什么“现在正是改革的恰当时机”?

如果台面上的执政者,与当今威权体制有着纤毫毕现的共谋关系,那么,议论“政治转型”时如何能逃避追问其内容与定义?一众名笔既然可以姑妄言之,百万读者是否可以姑妄信之,一同乡愿起舞?

美化专制者,侮辱受难者

这种美化专制者、侮辱人民的论述,是308政治海啸前、709黄潮后,仍旧残存的反动论述,为专制者推卸责任,还侮辱恶法之下受难者们辛酸的灵魂。由此观之,马华民政与主流媒体、文化明星如郑丁贤之流,大张旗鼓地美化纳吉,其实对威权时代受害者的不尊重,也缺乏反省。

人性扭曲至此,从被喝茶到被自杀,从被失踪到被去世,马来西亚社会的荒谬剧天天上演。纳吉“准备”从事改革开放的权力从何而来?当加害者与解放者的角色,都由同一个政党或统治集团来扮演时,历史的嘲弄并不止于此。加害者、解放者、改革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多所重叠,这种犬牙交错的历史过程,正是战后新兴民主国家的特质。

推进政治转型,应先认清这样的历史真相,民主越深化,历史意识才清晰可见。否则,一个践踏正义,毫无是非、只求以权谋取胜的政党,有无可能带来任何民主转型?当正义原则千疮百孔时,转型正义的议题也就变得荒谬讽刺。纳吉既掌握最高权力,又要规避政治责任;如此姿态,甭说没有立场赢得全民信任,挽救其政权既倒之命运,即便谈论转型正义也完全丧失资格。

不当的、恶质的统治权力,习惯操控语言。如国民党政权在解释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溃败、退守台湾时,常会用“转进”这样的话语。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诠释战争失败时说是“失去了胜利”,残杀也说成“给予仁慈的死亡”或“特殊处理”。马来西亚内政部以内安法令逮捕记者,辩称护其安全,引为经典笑谈。

公共论述的精神就是怀疑,而非迷信。媒体名嘴名笔有责任鼓励公众就重要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简化成一道是非题。在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之中,往往没有不可质疑、拷问的所谓“大是”,也没有不可据理力争的所谓“大非”。站在“大是”旁边谴责“大非”不难——有时不过是一种言不由衷的道德姿态——更重要的,应该是反省谁人拥有、甚至垄断了界定大是大非的诠释权力。

心若不诚,驱魔咒语必然是念假的。要真正落实“转型”的价值,不只是翻转法律规定的“罚”,还有一段真心认“罪”的历史。这将是阴翳大地拨云见日的第一步,也是权势者置身其中的基本责任。没有掀开语言的假面,只透过“转型”来规避“正义”的质疑,马来西亚的民主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

注解:
一、张木钦,“废除恶法,首相得分”,《南洋商报》,2011.09.17。
二、《星洲日报》,“纳吉:公务繁忙‧‘当首相后昼长夜短’”,2011.09.21。
三、《星洲日报》社论,“从德克勒克到纳吉的改革路”,2011.09.21。
四、《星洲日报》,“废内安令,放宽集会·4组织联合声明·拟收集名单争取平反索赔”,2011.09.20。
五、郑丁贤,“废半世纪恶法·启动政治转型”,《星洲日报》,2011.09.17。
六、郑丁贤,“前首相的提醒”,《星洲日报》,2011.09.20。
七、郑丁贤,“侧写:与纳吉面对面” ,《星洲日报》,2009.04.01。
八、郑丁贤,“改革没有退路”,《星洲日报》,2011.09.19。
九、郑丁贤,“以言入罪”,《星洲日报》,2011.09.22。

谢伟伦曾任职主流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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